基础教育的“不可能三角”与政策选择

原标题:基础教育“不可能的三位一体”与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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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社会政策中，两头在外的困境往往表现为三元悖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提出了开放经济不可能的三位一体。货币政策的***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无法同时实现，只能在三者之间选择。三部曲在其他领域也广泛存在，比如高回报、高流动性、高安全性是投资不可能的三位一体，可扩展性、安全性、去中心化是区块链不可能的三位一体。

基础教育承载了无数家庭对美好未来的期望。由此，公众对教育制度也有了一个很好的期待:不用担心被随机分到“菜”，不用担心“小学初中不上私塾，高中大学上私塾”，也没有“鸡宝宝”都得上的课外补习班。

然而，在这些美好的期望背后，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可以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缩小公立学校的校际差距，控制私立学校的掐人行为，或者限制学生参加课后辅导，但我们无法同时实现这三者。公立学校的高均衡、私立学校的低选择、课外辅导的低渗透，是基础教育领域不可能的三位一体。

上述不可能的三位一体是发展的烦恼。在“鸡宝宝”、“内卷”、“课外辅导”不流行的时代，很多家庭担心孩子上不了学，教育市场化损害了贫困家庭的教育机会和社会公平。在此背景下，***不断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将教育资源向农村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学校倾斜，在短时间内解决了上学问题，不断加强教育均衡，促进社会公平。

没想到的是，入世后，我们国家出现了持续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快速致富的人不再满足于“学”，转而追求“学”。

对“好学”的追求，加剧了“教育军备竞赛”。

当追求分数在均衡的公立教育体系中无法实现时，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开始转向私立学校或课外补习。教育均衡减负相关的公共政策赢得了掌声，同时也为民办学校越来越多的选择性和课外辅导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在这一时期，不可能三位一体的公共政策选择采取了公立学校的平衡，容纳了另外两者的变化。

针对私立学校的兴起，北京大学的王蓉提出了“教育美化”的问题，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在一些一二线城市，比较好的初中几乎都是私立学校。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的质量差距越来越大，公立学校的劣势越来越明显。

有公立学校校长直言，“学生不是农民工子女，就是家里没钱没权”。短短十几年，一二线城市的中高社会阶层上演了一场逃离公立教育体系的大逃亡。课外辅导机构的发展同样惊人。以好未来为例，其2008年营收仅为888万美元，往年增长至32.7亿美元。与营收增长相对应的是资本市场的认可，未来市值从上市之初的不到10亿美元，增长到***时期的400多亿美元。

伴随课外辅导机构营收和市值增长的，还有家长的焦虑。“你来，我会训练你的孩子；你不来，我就训练你孩子的竞争对手。”这种宣传刺激着各地家长的神经。

根据测算，往年，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课外辅导的整体参与率为47.2%，参加辅导小组的平均费用约为5616元。而消费***的20%家庭在课外培训上的花费是消费60%-80%家庭的3倍多，消费***的20%家庭的35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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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政策塑造的公立学校的平衡，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改变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的关系，只是让不愉快从阳光变成了阴影！

民办学校和课外辅导机构的变化已经迅速超出了***可以容忍的范围，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往年的专项治理对课外辅导机构只有轻微影响。政策出台后半年内，好未来等头部企业将重回增长轨道。但往年，市场监管总局对作业帮Ape辅导等课外培训机构进行了罚款，并成立了课外教育培训监管部，大部分课外培训上市公司市值下降一半以上。对私立学校的控制也不断加强。继去年同样招收公民后，一些省份暂停了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审批。许多私立学校正在变成公立学校。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往年6月，教育部公布了比较好批23起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典型案例，以服务收费或代理收费的方式筹集资金，属于政策允许的范围。同年7月，教育部发文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可引入社会教育资源参与，采取财政补贴、服务收费或代理收费等方式筹集资金。

有心人不难注意到，随着系列政策后课外补习普及率、选择性甚至私立学校份额的下降，***也在给予公立学校一种均衡的、更大的包容。

教育者可以追求诗和远方，但教育政策必须处理当下。在收入分配和考试制度没有明显改变的前提下，普通人教育需求的特征依旧延续，我们的基础教育政策不得不在“不可能的三位一体”中选择一二。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政策选择总是在“亲市场”和“反市场”之间周期性变化。公立学校是天平的一边，私立学校和课外辅导机构是另一边，两者之间有此有彼。还没有充分考虑到的是，同时对私立学校和课外辅导机构实施雷霆手段，是否会在这种“反市场”的循环中对公立教育的平衡造成过大的压力？如果公立学校的失衡迅速超出社会接受的范围，就可能引发舆论风暴，导致教育政策的重新调整。

我认为，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宜用“亲市场”和“反市场”两种方式进行调整。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地方财政紧缩的背景下，对民办学校的选择和规模的控制给一些地区带来了充足的教育和平衡的巨大压力。为了满足回归公立教育后社会上层的诉求，一些硬件、师资、财政投入、办学灵活性更好的公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出现。公立学校课后延时服务每月收费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形成了教育成本的实质性分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变化可能会引起社会不满。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笔者主张的政策选择是:以课外辅导机构为主要控制对象，适度放松公办学校的均衡，适度控制民办学校的选择和规模。

如果不纠结于国办民办，教育政策会在基本公共教育服务——非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框架下豁然开朗。公共财政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买单，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非基本公共服务引入社会资源，分担成本，包容差异。如果应用上述思路，公共教育投资的公共性将处于政策目标的中心，公立学校自主权加强后控制私立学校的动力将被削弱，具有R&D优势的教学培训机构也将在学校体系中找到自己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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